西岳史学 || 李裕民：论晋学的求实精神

论晋学的求实精神

李裕民

求实，就是实事求是，坚持真理。在历史领域，具体的说，就编写当代史的史官而言，就是要秉笔直书，将信史留给后人，不为尊者讳、为贤者讳。就后世研究者而言，必须去伪存真，弄清历史真相。绝不因某种私利或搞运动整人，而任意歪曲历史。
“求实”两个字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。在皇帝时代，史官要写皇帝或大臣，分寸很难掌握，好事常常要你夸大，坏事则不是抹平便是缩小。要秉笔直书，得罪了霸道的当权者，轻则贬官，重则会掉脑袋。一般人，在非文字狱时代，写点笔记或野史，危险性不太大，可能要敢写一些，但他们也有缺陷，也会为尊者讳、贤者讳，还要为亲者讳，写到自己或自己的亲友，隐恶扬善，这几乎是很普遍的。再则，由于每个人的所见所闻有一定的局限，有些国家大事及其内幕，不太了解，难免有道听途说的成分，即使想写准确，也很困难。不少人写回忆录时，往往记不清具体的时间、地点和人物。对于研究者而言，这里且不说那些投机取巧者和混饭吃者，只说真正想求实的人，要做到它，也很困难。一是资料不足，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被有意无意损毁了，二是资料互相矛盾，真伪难分，必须下大力气考证。三是资料不确切，如历代正史，除了本纪注意事情发生的年月日外，各志、传等，大多没有具体月日，有时年份也不清楚。这是受体例的限制，史书需要有可读性，人物不能写成履历表。像沈括这样的大科学家，要纪念他诞生多少周年都很困难，他的生卒年《宋史》和有关资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，历经好几位大专家，多次反复论证，费了整整一个世纪时间，直到最近才搞清楚，可见求实的困难。“求实”难，三晋的学者却偏偏不怕危险、不畏艰难，发扬着最为可贵的求实精神，试看下述几个典型例子。

一、在晋董狐笔

文天祥《正气歌》列举古代正气的典范，首先提到的便是“在晋董狐笔”。董狐是晋国的太史，专职修史，史官的最高道德标准就是要秉笔直书，不怕得罪强权者，不怕掉脑袋。晋灵公是一个暴君，他要杀害名臣赵盾，赵盾只好出逃，当赵还没有出晋国的边境时，其弟赵穿杀了灵公，迎回赵盾。董狐毫不客气的写上“赵盾弑其君”，赵盾说：“是赵穿杀的，我没有罪。”董狐回答：“你是正卿，说逃亡，你没有出国境，回来后，又不去诛弑君者，这弑君之罪，不是你是谁？”在当时，赵盾大权在握，要杀董是很容易的，幸好，赵盾的人品不错，没有因此加害于董。孔子听说后，评论说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赵盾是良大夫，为法受屈，当时，如果出了边境就好了。”（《史记》卷39《晋世家》）在古代，一旦确立君臣关系，臣有义务为君复仇，但如果臣逃出国境，即表示君臣之义已绝，可以不为君之死而讨贼了。董狐忠于职守，不畏强权，维护史官的尊严，严格遵守当时的书法，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最高标准的，文天祥为之赞颂，完全正确。但从现在史学角度看，史料的记述应具有客观性，董狐笔法还是略有欠缺的，应该据实写赵盾出逃和赵穿弑君的经过，不应简单归到赵盾头上。

二、司马光的求实与创新

司马光的求实精神表现在不迷信权威上。司马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，他所作的《史记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但不可避免也存在着缺陷。对此，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，利用《史记》时是十分慎重的，他一一作认真的考辨，对其正确者充分予以吸收，不对者则加以扬弃，并说明理由。如《史记·苏秦传》说到苏秦挂六国相印，联合对付秦国，使“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”，司马光根据《史记》自己的记载，就否定了这一说法。因为事实上，第二年，秦就拉拢齐、魏，共同伐赵。又过了二年，秦公子卬出兵，大败魏国，虏其将龙贾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惠文王七年）。可见“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”，乃是“游谈之士夸大苏秦而云尔”。（《资治通鉴考异》卷1）因而编《资治通鉴》时就没有采用这种夸大之词。司马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尊重历史事实，决不随便给本朝皇帝抹油彩，也不隐瞒其缺点。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。前者之例如下：《宋史》卷1《太祖本纪》记载在后周显德四年时，周世宗出征南唐，赵匡胤为先锋，攻打十八里滩的一件战事。云：“时南唐寨于十八里滩，世宗方议以橐驼（即骆驼）济师，而太祖独跃马截流先渡，麾下骑随之，遂破其寨。因其战舰乘胜攻泗州，下之。”这是说：第一，十八里滩，是赵匡胤一马当先冲锋在前，攻下的。第二，泗州也是赵攻下的。然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所记大不一样：“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，唐人栅于其上，环水自固，谓周兵必不能涉。戊子，帝自攻之，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乗槖驼渉水，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，遂抜之。……辛丑，帝闻唐有战船数百艘在泗水东，欲救濠州。自将兵夜发水陆击之。癸卯，大破唐兵于洞口，……乙巳，至泗州城下，太祖皇帝先攻其南，因焚城门，破水寨及月城，帝居于月城楼，督将士攻城。……十二月乙卯，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降。以再遇为宿州团练使。上自至泗州城下，禁军中刍荛者毋得犯民田，民皆感悦争献刍粟，既克泗州，无一卒敢擅入城者。”这是说：第一，十八里滩之战，是康保裔首先率领数百甲士乗槖驼进攻，赵匡胤帅骑兵继之，而后占领的。第二，攻泗州，赵匡胤有焚城门，破水寨及月城之功，但城是在周世宗督将士进攻后，唐将主动投降的，而且明确说周方没有一名士兵进城。倘若是赵匡胤攻下的，怎么会没有士兵入城？

二说不同，究竟谁正确？还需看一下旁证。

《旧五代史》卷117：“车驾至濠州城下。戊子，亲破十八里滩。寨在濠州东北淮水之中，四面阻水，上（周世宗）令甲士数百人跨驼以济。今上（即赵匡胤）以骑军浮水而渡，遂坡其寨，掳其战舰而回。……乙巳，至泗州，今上乘势麾军，焚郭门，夺月城，帝（周世宗）亲冒矢石以攻其垒。……十二月乙卯，泗州守将范再遇以其城降。”《旧五代史》所记与《资治通鉴》是一致的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史是宋初太祖在位时官修的，只会充分肯定太祖的功劳，不可能去缩小。再看曾公亮《武经总要后集》卷14记载：“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，唐人栅于其上，环水自固，谓周兵必不能涉。帝（周世宗）自攻之，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，乗槖驼渉水，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，遂抜之。”此书，庆历七年（1047）修成，比《资治通鉴》早三十多年，所载内容全同，说明两者来源是一样的，当都来自宋初王溥所修《周世宗实录》，修实录时，当事人大多健在，不能不尊重事实，这种大事不会胡编捏造。《宋史》本纪当来自《太祖实录》（太宗、真宗都修过），此录专为太祖树碑立传，自然会夸大其事。然而这一夸大，又会和康保裔传发生矛盾，为了避免矛盾，又不得不对康传作加工，《宋史》卷446《康保裔传》中，对他在宋以前事只简单地提一笔：“保裔在周屡立战功。”具体是什么战功，不说。很明显，既然在本纪中已将打十八里滩的功劳全部归于太祖，在《康保裔传》就无法再提了。司马光不取本朝实录，而取《周世宗实录》，实际上揭了《实录》的短，其胆识和见识，非同寻常。司马光的可贵之处，还在于不讳本朝皇帝缺点，兹举一例如下：司马光曾计划继《资治通鉴》之后，编本朝历史，他作的《涑水记闻》便是作的史料准备。书中记录他的所见所闻，并一一注明提供资料者的姓名。目的为和官方的记载相互对照，以求真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书中他记录了宋太祖的缺点，卷3条87说：“王嗣宗，汾州人，太祖时举进士，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，太祖乃命二人手搏，约胜者一。昌言发秃，嗣宗殴其幞坠地，趋前谢曰：臣胜之。上大笑，即以嗣宗为状元，昌言次之。”状元有争议，竟让二人来一场摔跤比赛，谁胜谁当状元，状元本来是比文才的高低，却以比武解决，实在荒唐。这样的荒唐事，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。它充分反映了宋太祖作风粗鲁的一面。此说得自韩钦圣，钦圣名宗彦，其祖父韩亿（972-1044）曾任参知政事、同知枢密院事三年多（《宋史》卷315本传及《宰辅表》），身居执政的高位，自然能听到一些秘闻，传给儿孙。流传时间长了，难免会有差错。考王嗣宗是开宝八年（975）状元，而赵昌言乃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进士，根本不在同一榜，他不可能和王摔跤。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，这条材料全是胡说？不能，因为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。同书卷6条154载：王嗣宗很骄傲，看不起种放一家人，种放便毫不客气地揭他老底，说：“君以手搏得状元耳，何足道也。”嗣宗气极，上书攻击种放，从此真宗对种放不再像以前那么恩宠。这说明确实有“手搏状元”之事，只是对手是谁，已记不准，于是加到晚一榜的赵昌言头上，这当是后人传闻中产生的失误。司马光记录这些材料，是为考证史实作原始资料用的，绝不表示他个人完全赞同，这与一般自认为正确才记的书不同。李焘很理解司马光的用心，在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时，显然对此作过一番考证，最后在注文中引了“手搏状元”之事（见卷76），而不记其对手是谁。南宋初，学者王明清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他查了更早的记载，核实其事，在《玉照新志》卷4中说：“宋咸（968-1048）《茂谈录》云：‘……开宝八年廷考，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，艺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，而嗣宗胜焉。嗣宗遂居第一，而以识为第二人。’”足以证明，角力确有其事，只是对象是陈识，而不是赵昌言。如果说上述事例，只是给后人看到他在具体历史问题上求实的成果，那么他在体例上的创新，给后人以更大的启示，那就是他独创的“考异”法，也即考据法。为后来的乾嘉考据学派开了先河。他首次在编写大型编年史时使用这一体例，将对同一事的各种不同材料，收集在一起，加以考证，寻求最可信的结论，写入正文。最后将全部考证成果编成一本书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，凡30卷。它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考据学的著作，此书一诞生，便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，南宋两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李焘和李心传都采用这一方法，编成两部不朽的名著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此外，又有范冲的《神宗实录考异》、吴曾的《春秋考异》、赵希弁的《资治通鉴纲目考异》等。这一方法还被应用到其他领域，出现了朱熹《韩文考异》、宇文绍奕《石林燕语考异》、无名氏《楚辞考异》等书，此外，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中有考异十则。清代毕沅沿用司马光的考异法修成的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压倒了所有续修《通鉴》，成为传世名著。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特别值得表彰的一点是，他将史和论分开。他认真考辨事实，一意求实，放弃了执政官不做，从47岁到66岁，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十九年时间，编成了既可靠又生动的大型史书。同时，又以“臣光曰”的方式，从宏观的角度和古为今用的目的发表自己的观点。大家知道，观点从来带有强烈的主观性，倘若和客观事实搅在一起，史书的可信度会降低。现在，司马光使史和论分开记述，就避免了这一缺点，不仅同意司马光观点的人可以读，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可以读，都可以充分利用他的资料发表自己的看法。这就是《资治通鉴》之所以不朽的原因所在，也是他与司马迁并称我国历史家的“两司马”的原因所在。

 三、杨深秀在方志纂修上的求实精神

杨深秀是戊戌变法的主将之一，他是六君子中唯一的进士，不仅政治上有抱负，学术上也很有见树。他的知识面特别宽，儒、释、道，医、小说，无所不看，著有《文集》、《雪虚声堂诗集》等。其史学方面也颇有成就，只是被他政治上的名声掩盖了，在这里，有必要给予揭示，这方面的代表作便是《闻喜县志斠》、《志补》、《志续》各4卷。这是一种特殊的体例，在地方志的编纂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著。在他以前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曾修过县志，到光绪五年（1879）他再修时已过了二百多年了。后修的志，一般的做法是推倒重修，或者只续修前志以后之事。杨深秀则不然，他见前志之板完好，其大部分内容尚有价值，保留旧志，可以节省经费，于是另修三志。这三志是：一、对前志以后之事，作《志续》四卷，这是沿用上述第二种做法。二、对前志缺收的内容，则作《志补》四卷。三、对前志失误处，则作《闻喜县志斠》四卷。后两者可以说是他的新创。这三志和前志合在一起，就是一部全新的志了。其中《志补》表现其收集资料之勤，知识面之广。而《闻喜县志斠》反映了他的考据水平与求实精神。书中最有特色的是建置沿革、人物、职官、选举、艺文，它分别吸收了清代三位考据家的特长而修的。建置沿革的撰写，沿用的著名历史地理专家戴震《汾州志》的体例。对闻喜地名自古以来的变化，广征博引，逐一考证，纠正明李汝宽《桐宫辨》之失，文献之外，还引用碑刻资料，如以宋代的碑刻证明当时已有上姚、宋村、西傅等村名，只是今天宋村扩大为东、西二宋村，西傅讹为西阜而已。又，今天已属夏县的大李、沙流等村，宋碑表明在宋代则属于闻喜，可见历史上县域是常有变化的。人物、职官、选举类，以正史、碑刻为主，辅之以传记、别集、家谱，“主客互纠，有遗必拾。”则仿照毛奇龄的《萧山志刊误》的做法。旧志没有艺文类，则又引用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的体例，收入历史上闻喜人所撰的各种著作，不论现存的或已佚的书，都予收入，计经部45家61种，史部80家105种，子部47家73种，集部80家11部，总计350种书。一部《四库全书》收入了3461种，一个小小的闻喜县，其著作竟然相当于它的十分之一，可见其文化发达的程度，和曾经在国内占有的地位。其中郭璞、裴秀、裴松之、裴子野、裴駰、裴頠、裴度、裴光庭、赵鼎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涵盖了文学、哲学、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医学、军事学、法律学、艺术、宗教等领域，既有高深的学术著作，也有通俗的启蒙读物，如《读书法》、《小学必读》、《蒙求》、《诗法入门》、《学文枢要》，还收入了最易被人忽视的妇女作品，如潘梦鸾的《兰雪诗草》。杨氏说，他这样修艺文志，目的有三：一是为地方增色，二是使后人振奋，三是为愿意解囊出版者提供书单。可谓思虑缜密，用心良苦。上述三位山西学者的著作，难免会有一些缺点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，他们的求实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。

（作者李裕民，男，1940年生，浙江桐乡人，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研究方向为宋史、文献学。）

本文原载于《晋学研究》第一辑，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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